是不是方向错了？夏朝会不会本就不在河南？

关于问题是不是方向错了？夏朝会不会本就不在河南？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河东来】的最佳回答：

夏王朝文明应该是在四川。

首先，夏王朝的奠基人是大禹，“禹”的意思应该就是“居于王城的加了冕冠的虫????人之王”的意思，与“蜀”的造字意思本来指的是“虫”基本吻合。

第二，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的正妻名叫螺祖，擅长养蚕（天生之????虫的意思），次妃名叫嫫母，擅长纺纱，说明黄帝所在部族与蜀国存在联姻关系，在古代，说明黄帝部族与蜀人部族存在明显的部落联盟关系。

第三，大禹的父亲叫“鲧”，就是“鱼????系部族”的含义，而四川本来就是存在“鱼????人部族”的，李白的《蜀道难》有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现在成都市温江区仍然存在鱼凫王朝旧址，而中华的龙图腾是浑身“虫????”形麟片，还有“鱼????”形尾巴。

第四，所谓鲧治水使用的“息壤”，应该就是地震产生的“飞来峰”现象，后来形成了“堰塞湖”，最后决堤产生了重大的灾难，治水的对象应该是四川的岷江，而他被天帝杀戮，应该是因公殉职，这也与鱼凫王朝的首领下落突然失踪存在对应关系。

第五，大禹治水，实际上与 2008 年 5.12 地震之后进行的疏浚工程有类比关系，我们现在采取的治理方案，仍然是以疏浚为主。

第六，大禹出于西羌，与黄帝部族信仰类似，以羊为美，祭祀权威也是用羊，羌人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羊人部族”，现在在四川绵阳北川还有大禹出生的各种遗迹地。

第七，民间有“下里巴人”的说法，但实际上应该是“夏里巴人”的概念，“夏里”应该指的是蜀人部族（包含虫????人部族和鱼????人部族）生活的地方，他们和巴人部族（蛇????人部族，其中一支为虎????人部族的賨人）一起，构成了华夏民族龙图腾的主体，“虎????眼蛇????身虫????鳞鱼????尾”，出川之后又与炎帝的牛????人部族，商人（天命玄鸟）及周人（凤鸣岐山）的鸟????人部族联合，形成头部牛角加羊角，爪似鸟人????部族的鹰爪，逐步形成“龙图腾”。

第八，“昆仑山”有可能是“大巴山”，理由有三：

1.“昆”的意思应该是象形的“比日”，就是“妇女们产日的地方”，因为“比”这个字可以象形为“妇女们”，而成都的“三星堆”遗迹就发掘出了“扶桑神树”，生产太阳（金乌）的地方，其隐含意思就是“开天辟地”的地方;“仑”的意思应该是象形的“匕人”，就是“妇女产人的地方”，因为“匕”这个字可以象形为“妇女”，就是“女娲造人”的地方。

2.周穆王西行找到西王母，应该是今天四川泸沽湖的女性首领，一直到民国，当地都是女土司自己管辖，按当时蜀道之难，这样的路程才趋于合理。

3.“昆”与“仑”分界的地方被称之为“不周山”，现在人们推测是东非大裂谷，但极有可能是“巴山大峡谷”，这样巴山的上段产“日”，下段产“人”，作为一个统一的信仰之山应该更为合理。

第九，四川的三星堆文明主要反映的是“太阳☀图腾”，而“夏”正是反映的是“太阳☀正中”的意思，“夏王朝”也可以看作“太阳王朝”。

【2】、来自网友【天可汗文化】的最佳回答：

大家好，本人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博士，长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二里头（夏）广域王权国家的范围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 4100 年至 3600 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3700 年至 3500 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 4300 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 4000 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 425 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暴力推翻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 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 2008 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 1924 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2017 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再来看看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 2017 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甘肃天水博物馆藏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可以看到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 1959 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 4200 年至 3600 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 3700 年至 3500 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 3685 年到 3635 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 3600 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 2018 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 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发现的石雕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石雕上的神兽纹（左）、二里头青铜牌上的神兽纹（中）、齐家文化青铜牌上的神兽纹（右）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4300 年至 3900 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 3700 年至 3500 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 2018 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发现的双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右）的对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