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缺乏根基的汉文帝为何没变成西汉诛吕功臣们的傀儡？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寄暇噱公】的最佳回答：
《资治通鉴》开篇有一段话：“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刚刚到达京城的汉文帝，就是运用了这段话里的策略，一下子就站稳了脚跟。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世人为什么把《资治通鉴》称为帝王之书了。
当时还是代王的汉文帝（以后就直接称汉文帝）一到渭桥，太尉周勃便做了一个不合礼数的举动——周勃居然对汉文帝说了：请借一步说话。
当时在汉文帝身边的是中尉宋昌，立刻抓住周勃这个失误怼了他一句：你说的要是公事，那就在这儿说；你说的要是私事，那就免谈！
要知道，汉文帝可是君啊（虽然还没当上皇帝，但人家来这里就是当皇帝的），周勃当时的权力再大，在名义上始终是一个臣。在这么一个场合之下，周勃就算有什么野心，也不能拿出后世董卓的那一套来吧？
凡事都有一个场合，这个场合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周勃只能扑通趴在那儿，两手举着皇帝的玉玺和符印：俺只是想把天子玺符交给您。汉文帝一看下马威已起效果，立刻把谱儿摆得十足：大家都跟着到我的府邸来吧！
那一帮子诛吕的功臣，全都跟着去了汉文帝的府邸。忙活了一大通要是在这个时候缺席，那可不是白忙活了嘛！
当时都有谁？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硃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全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这些人一起先把刘弘给否了：“
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
。”然后又肯定了汉文帝的资格：“
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原大王即天子位
！”这个拥立之功还得抓紧表现一下。
汉文帝象征性地推辞了下后，就说了一句：“
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
。”——“
遂即天子位
”，随即就登基当上皇帝了。赶紧滴，这事儿可不能拖。
皇帝算是顺利地当上了，是不是他们那波人的傀儡，那还得看后面的手段。权力场上的玩意儿，差一步都不行。后面的操作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汉文帝即位的当夜，就拜宋昌为卫将军，牢牢地控制住了南北两军。拜张武为郎中令，行走于皇宫大殿，自己皇宫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关于这个南北二军的重要性，这里不做详细的叙说。吕后在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让他那两个侄子一定要牢牢控制住南北二军，由此便能看出他的重要来。
汉文帝这两件事儿办完了，立刻回到前殿，对拥立之人加官进爵。之后又是多次一系列的人事任免。该增加权力的增加，该削弱权力的削弱。权力调整后，地位就暂时稳固了下来。
汉文帝的这一通操作，看起来手拿把抓的跟玩儿似的。可实际上啊，汉文帝在赴京之前，手下智囊团就开始了论证。
张武认为那帮子人不可信，让汉文帝不要去。宋昌则认为应该去，理由一、二、三……。在最终决定了要去之后，宋昌还提前跑过去调研了一番。
没有什么事儿随随便便就能成功，人家汉文帝那可是提前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至于那个占卜，那只是一个形式。决定了不去，那占卜肯定是凶；决定了要去，那占卜肯定是吉。
等到汉文帝位子坐稳，就开始颠对周勃。当时周勃是右丞相，算是功臣集团里的权力最大的一个。捏柿子也可以从硬的开始捏……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这个或曰的人是谁？想想就有意思。周勃于是称病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丞相一职就由陈平一人专享了。
陈平的脑子的确是很大，但刘邦却说过陈平并不适合做丞相。还有一点儿，陈平这样的人，不像那些统兵的武将，自己都不能成事儿。丞相一职由陈平担任，汉文帝也就能放下心来了。
陈平专享丞相也就一年多吧，陈平就死了。汉文帝就又让周勃出来继续担任丞相，然后对他说：前一阵子下诏让“诸侯就国”，丞相就先给他们做个表率吧！周勃刚当上丞相又给免了，一杆子打发他去自己封地去了。
周勃到了封地后，额就有人上书告他谋反。周勃被汉文帝下狱，被整得是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最后只能是窝窝囊囊地活到了死。
汉文帝为什么敢如此对待周勃？汉文帝免除周勃相位之后，就认命了当时的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你猜灌婴是个啥心情？
灌婴乐得周勃赶紧下台，心里肯定也是美滋滋的。周勃当时是功臣集团之首，周勃要是不下台，灌婴那可是上不了位啊。功臣集团早已经是一盘散沙喽。
【2】、来自网友【史晓生】的最佳回答：
不玩“新官上任三把火”，是汉文帝能打开局面的关键因素。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吕氏一族成为汉初朝堂上最大的势力，但随着吕后去世，吕氏宗族没了依仗，因此惶惶不安，唯恐遭到清算。
于是，他们在密谋之下，计划准备改天换日，彻底夺取刘家江山，这便是“诸吕之乱”。
但最终，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同时加上刘姓宗室的配合，双方合力之下，共同消灭了吕氏外戚势力。
事后，吕氏一族无论男女老幼皆被诛杀。
而这场“诛吕行动”，最大的受益者，却是在当时很不起眼的代王刘恒，在“诸吕之乱”平定后，经周勃等人的商议，最终拥立刘恒登基，是为汉文帝。
之所以选择刘恒，除了他的年龄不大不小刚刚好之外，另外就是刘恒“听话”。
说白了，功臣集团选择刘恒，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准备拿他当一个“傀儡”的，毕竟当时的刘恒给人的印象是没什么能力的样子。
这样的人，掌控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就这样，刘恒登基称帝，但让功臣集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有些无能的刘恒，却带给了他们大大的“惊喜”。
他不仅没有成为傀儡，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收回了权力，那么，汉文帝是如何摆脱功臣们的控制，从而做到了这一点的呢？
简单来说，就是扮猪吃老虎的同时，又在不动声色之间稳扎稳打。
首先，就是谨慎至极。
最初在接到被拥立为帝的消息时，刘恒着实疑惑了好一阵子。
严格来说，当时的刘恒，着实不敢相信自己会被拥立为帝，为此，他还就是否去长安继位这个问题，与属下召开了数次研讨会议。
商讨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
为什么呢？当时刘恒的很多属下就认为，京城中形势晦暗不明，加上朝廷中像周勃、陈平这些人，均是跟随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不管是论手段还是论计谋，都远非刘恒能比。
况且，当时是个人都知道，吕氏一族刚刚被诛，此时让刘恒去京城，谁知道这里有什么阴谋？
这些人的话，让刘恒也深以为然，只不过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就是刘恒的心腹宋昌。
宋昌认为，周勃也好，陈平也罢，他们诛杀吕氏，无非是为了让江山重归刘家，如今局势已定，他们必然要推举一个刘姓子弟为帝。
而如今，刘恒是刘邦现存的长子，因此不用怀疑，该去就去。
宋昌的话，让刘恒下定决心前去长安，但是他并没有贸然起身，而是先派了舅舅薄昭前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再说。
一直等到薄昭回来，并将长安的局势，以及来龙去脉讲清楚后，刘恒才做出了出发的决定。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汉文帝刘恒具备极其谨慎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也是他最终能成功的坚实基础。
当然，并不是薄昭带回来消息后，刘恒就放心大胆地去了，在前往长安的一路上，刘恒再次把谨慎这个特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的车队到达刘邦的陵墓附近后，刘恒下令止步，然后派出宋昌，再次前往长安打听情况，宋昌回来告诉他一切如常，刘恒这才敢继续上路。
从接到继位的消息，到前去长安的几个细节中，除了能看出刘恒谨慎之外，同时也刻画了他的另一个优点。
能听进去身边人的意见，不独断专行，同时，还善于做多方面的求证。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刘恒的谨慎和善于求证，只是保证了他不落入别人的圈套，而他在安全抵达长安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诛吕行动中，周勃无疑是最大的功臣，而刘恒刚走到长安城下，周勃就给他下了一个“套”。
史载，刘恒的车队走到灞桥时，以周勃为首的百官前来迎接，并且周勃还将刘恒拉到一边，试图“面授机宜”，说白了就是告诉刘恒当前是什么情况，要让他明白谁才是最重要的人。
“勃进言，求赐片刻时间秘密禀陈。”
那么刘恒是如何应对的呢？可以说，他的应对办法堪称艺术，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严，同时还没有和周勃闹崩。
首先，对于周勃的迎接，刘恒表示出了很高的热情。
热情到什么程度呢？史料记载，当时他亲自下车，对周勃等人还礼。
这叫什么？这叫尊重人，刘恒初来乍到，作为功臣的周勃前来迎接，刘恒没有摆谱，而是拜谢还礼，这就说明，刘恒懂规矩，没有仗着自己马上是天子而不尊重人。
这就为以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码这个时候，双方没有闹崩。
紧接着，周勃“求赐片刻时间”，要和刘恒说悄悄话的时候，刘恒的心腹宋昌站了出来，高声说，如果是公事，那么就在这里大大方方的说，如果是私事，那天子没有私事。
简单几句话，就将周勃想向刘恒立威的想法扼杀。
这个细节尤为高明，如果当时刘恒说出来这些话肯定不合适，但由宋昌说出来却合适得多，并且，刘恒也是通过宋昌的口，向周勃以及现场的百官传递一个消息。
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更不是一个任凭摆布的人。
这就是刘恒在初到长安时，第一次与周勃过招的过程，而最终，周勃乖乖地跪着向刘恒送上天子玉玺。
而在刘恒拿到玉玺后，周勃的第二次试探来了。
刘恒同意继皇帝位后的当晚，要入住未央宫，但到了门口，却被十个武士拦了下来，还质问刘恒是谁？
显然，这又是周勃安排的，同样也是给刘恒一个下马威，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刘恒，这里都是他的人。
这一次，刘恒并没有和周勃硬刚，而是派人找到周勃告知情况，并请周勃将这十个武士领走。
但在周勃领人走后，刘恒在当晚的第一时间就宣布，任命心腹宋昌总管南北军，任命心腹张武为郎中令以护卫宫殿。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南北军还是宫殿护卫，此时的军权都在功臣集团手里，仅凭刘恒的两道诏令，根本不可能掌控这些军队。
对此，刘恒也很清楚，但是他为何要下这两道看似毫无用处的诏令呢？
很简单，他在回击周勃，用这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强硬，同时，他也在试探，看一看周勃等人会有什么反应。
事实证明，周勃等人对于汉文帝的诏令，果然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我们来复盘一下，刘恒在来到长安前后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从头至尾，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释放出“我可以很和气，但我绝对不好惹”的信号。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次见面留给别人什么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别人会如何对你。
如果刘恒在第一次的出场，表现出是个软弱无能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打上“窝囊”的标签。
因此，刘恒在来到长安，并继位的整个过程中，虽态度和善，但同时又表达出了一个“我不好惹”的信号，这就是要告诉周勃等人，自己不是个任人捏的软柿子。
这一点很重要，后面刘恒能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完全在于刚开始自己的定位。
而在成功定位自己“不好惹”之后，刘恒紧接着的第二招，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其大概可以概括为“不玩新官上任三把火”。
众所周知，一个官员到达新岗位后，比较喜欢做的，就是来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比如大肆撤换老臣，安插心腹，同时大刀阔斧的改革，推翻之前的种种政策等。
这种做法，并不是说不对，但有时候效果会适得其反。
而刘恒是怎么做的呢？他除了任命宋昌和张武这两个自己人之外，并没有进行大封心腹，反而是对周勃这群功臣大肆封赏。
比如，他任命陈平、周勃为左右丞相，这意味着刘恒是把能影响朝局的相权，交给了功臣集团，同时，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进行赏赐、封官晋爵。
不仅如此，刘恒还对那些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们，恢复了他们的爵位和封地，另外，对于曾经跟随过刘邦的开国功臣们，也进行了赏赐。
最重要的是，对于带头起兵诛吕齐王刘襄，刘恒也进行了赏赐和安抚。
汉文帝这是在做什么？很简单，他在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告诉功臣和宗室以及朝中的大臣们，自己是合作者，而不是搅局者。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汉文帝在恢复秩序。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想进行改革，一个首要的大前提，就是要在摸清楚详细状况之后再动手。
而不是一上来就大刀阔斧，那样的话，很容易动了别人的“奶酪”，而动了别人的奶酪的结果，就是被“群起而攻之”。
因此，只有在当前的局势被恢复，同时也被稳定之后，才可以进行想要的改革。
这对于我们现代人同样也是一个启发，初入一个新单位，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迫不及待地展现你的能力，而是先顺应这个单位的节奏，然后再展现自己。
那些刚一上来就贸然表达自我的人，往往都死得很惨。
而汉文帝的做法，既恢复和稳定了当前的局势，没有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同时，利用封赏，迅速安定了所有的利益集团。
不管是哪一方势力，对当时的汉文帝，基本上统一的认知就是，新皇帝虽说看着不好惹，但还算够意思。
于是，这群人暂时安定了下来，而这也为汉文帝接下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首先，对于位高权重的功臣集团，汉文帝不动声色地瓦解了他们。
汉文帝二年，朝廷下发了一道诏书，诏书的大致意思，是朝廷以为了让常驻在京城的列侯们，省每年去来回运输封地收益的消耗，而通知他们全部返回各自封地。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
这份诏书，除了“帮助”列侯们减少运输费用之外，还十分“体贴”地考虑到这些常驻长安的列侯，没有时间教导封地的臣民。
因此，朝廷出于上述两点，才会考虑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封国。
那么，汉文帝真的是为了列侯考虑吗？当然不是，这道诏令，只不过是他“温水煮青蛙”的一种方式。
众所周知，古代的功臣，在什么情况下会对朝廷构成威胁？很简单，就是他们达成利益共同体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互相抱在一块的时候。
像那些呆在长安的功臣们就是如此，当初他们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如今除了本人身居高位之外，同时子孙、门人也有很多在朝中身居要职。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会通过联姻等多种方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而这样一来，汉文帝若想对付他们就很有难度，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功臣集团正是靠着这一点，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而汉文帝的诏令，其实就是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没有对这些功臣“大打出手”，而是用和蔼的方式，通知他们返回封地。
只要他们离开长安，那么这些人就因为缺乏联系，形不成利益共同体，说白了，就是之前联系感情的纽带被割裂了。
并且，汉文帝所用的借口也十分高明，他摆出为了列侯考虑的态度，况且返回各自封地也是无可指责的事情，因此，那些列侯只能是乖乖听话。
而一旦他们回到封地，就不会再具备往日牛气哄哄的底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联系，对当前的局势做不到第一时间了解。
举个例子，周勃在回到封地后仅仅一年多，就完全没了曾经的气势，一个小小的河东守尉路过他的地盘，就能把他吓得直哆嗦，靠着日夜穿戴铠甲才安心。
为什么曾经敢诛杀吕氏的周勃会变成这样？很简单，他呆在自己的封地里，没有了情报来源，对朝廷拿捏不准了，所以才害怕。
通过这种方式，汉文帝瓦解了功臣集团，而对于刘姓宗室，汉文帝的手段更为高明。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颁布了著名的“推恩令”，彻底瓦解了诸侯们日益增长的实力，其实，推恩令的雏形，最早是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出现并实施的。
汉文帝有个谋臣叫贾谊，他根据历史上“大都强者先反”的诸多例子，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而这个方针，就是推恩令的框架原型。
其大意即为，老诸侯王死后，若没有子嗣，那么把他的封地将收归国有，若是有子嗣，那么为嫡长子继承。
贾谊改变了这一方式，具体即为，老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分割，分别封给他的几个儿子。
这样一来，除了会得罪诸侯王的嫡长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会和朝廷站在一起，而一旦这样分封下去，诸侯往的封地就会越分越少，直到“地尽嗣绝而止”。
而原本强大的诸侯王，其力量也被一层层削弱。
这其中，最明显也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分封齐王刘襄，他是当初带头诛吕的诸侯，功劳颇大，汉文帝登基后，又对他加封，因此，他的封地面积在当时数一数二。
但没过多久，刘襄因病去世，汉文帝就下令，将他的封地一分为三，分别由刘襄的儿子刘则、刘襄得到弟弟刘章和刘与居继承。
就这样，原本疆域庞大的齐国，就变成了齐、城阳和济北三国。
而通过这种方式，最早的八个诸侯国，最终被汉文帝分成了十三个，这显然已经基本达到了贾谊所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了。
更重要的是，除了老诸侯王的嫡长子之外，剩余的诸侯王庶子，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汉文帝，因为正是汉文帝才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宗室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就是被这么解决的。
总而言之，汉文帝靠着前期的谨慎，中期的立威以及顺应形势，为他掌控权力扫清了障碍，而后期他则是通过割裂功臣列侯的关系网，加上分封宗室等办法，最终稳定了皇位，而这一切，也都为汉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