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水浒中高廉为什么敢惹有丹书铁券的柴进呢？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萨沙】的最佳回答：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 10092 条回答。
丹书铁券类似于今天的勋章或者奖状，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奖励的象征，并不代表都有免死、免罪的作用。
北宋创建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为了表示自己后代周柴氏子孙，赐予柴家后人一些丹书铁券。
但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什么，书中并没有说。
其实，丹书铁券有很多种。
常见的是被赐予者可以免死免罪，但这个不惠及子孙。
说通俗点，这就类似于本人的免死金牌，你犯了罪可以得到一次赦免，作为对你个人的优待，你的子孙就没这个服气了。
另一种是丹书铁券可以惠及子孙，但会减弱很多。比如你犯了大罪可见免于杀头，免于坐牢。但你的子孙犯了大罪，虽然不会被杀头，但是还是要坐牢的。
另外一种就是，你的子孙犯了一些相对较轻的罪，可以免于杀头，但是犯了诸如谋反、杀人等重罪还是要判处死刑的。
而且以上所有的免死免罪，不代表你就没事了。
通常来说，你犯了大罪可以不用坐牢、不用杀头，但一样要革除官职和爵位，有时候甚至还要抄家。
就像武状元苏乞儿一样，虽然在礼部尚书保护下基本没事了，但被抄家还是难免的。
那么，柴进手上究竟是什么丹书铁券？
小说中没说，但柴进似乎很牛逼的样子，应该级别较高。
但是这些丹书铁券，在当时确实用处不大的，为什么？
第一，时代原因。
当时已经是北宋徽宗时代，北宋没多久就要灭亡了。
而柴进手中的丹书铁券是北宋建立时候创建的，到此时已经过了很多年，朝廷早已不当回事了。
其实赵匡胤自己，也不是太重视丹书铁券。
其实，宋太宗很久之前，曾经将丹书铁券赏赐给南唐降将卢绛。卢绛后去面见赵匡胤，却被直接处死。卢绛不服，说自己有丹书铁券，赵匡胤不讲信义。赵匡胤则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搪塞，还是杀了卢绛。
还有潞州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东南的扬州节度使李重进也蠢蠢欲动。
为了稳住李重进，赵匡胤赏赐给他官爵、财物还有丹书铁券。李重进也不是草包，明白丹书铁券根本是没用的，处处提防赵匡胤暗算，最终干脆造反。
如果赵匡胤自己就不重视丹书铁券，过了 100 多年的丹书铁券就更不被重视。
就算柴进真的有丹书铁券，在当时也是没什么作用。
第二，权势的差距。
虽然柴进表面上是龙子龙孙，其实地位同高廉差了十万八千里。
柴进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权势，只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他虽然有钱，并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不然也不会同江湖上好汉来往，试图捞到一些力量了。
相反，高廉虽然只是高唐州知府，但他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是高俅集团的一份子，也是高俅派到地方上夺权的重要棋子。
而高俅是宋徽宗第一宠臣，又掌握开封禁军大权，地位极高。不要说区区柴进，就连地位极高的太师蔡京也不敢随便得罪。
仗着有高俅撑腰，就算柴进是地方豪强，高廉也是敢于对方的，更别说他只是一个前朝过气的贵族，丹书铁券根本没用。
第三，柴进的罪行较大。
大家注意，不管怎么说柴进的手下打死了殷天锡，而不是打伤。
这可是杀人罪，而殷天锡的姐夫高廉说的也有道理：你的仆人没有你的命令，怎么敢杀人？
那么，柴进就等于犯了杀人罪。
即便有丹书铁券，也不是说犯什么罪都没事了，上面也说的很清楚，还是要处罚的。
所以高廉将柴进抓捕起来拷问，也是寻常事。
大家主要，高廉可没有将柴进直接斩首处死，只是拷问、关押、抄家而已。
当时高廉并不知道柴进同梁山有联系，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柴进，替小舅子报仇？
恐怕还是丹书铁券的原因，高廉也要向上级请示，看看到底怎么处置柴进，不敢随便杀掉。
但是，古代的监牢是很可怕的，狱卒弄死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正常来说，柴进根本活不到朝廷有什么指示，就应该早牢里被暗算害死了。
所以，梁山好汉才不顾一切出兵攻打高唐州，营救柴进。
【2】、来自网友【中国传统文化集锦】的最佳回答：
高廉强权的博弈
梁山 108 人都是朝廷的反叛者。在这 108 人中，三阮可反（因系社会底层人员），宋江不可反（毕竟是帝国基层政权工作人员），林冲可反（因其受到中央高官的迫害），徐宁不可反（不就是丢了雁翎锁子甲么！）。
其实，最不该反的是小旋风柴进。柴进系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嫡系子孙。由于柴荣对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有陈桥让位之功，越匡胤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取了皇位，也许过意不去，即位之初就颁布圣旨，给予柴氏家族包括司法豁免权在内的种种优待，以成文法的形式把柴家的特权固定下来。柴进作为前朝皇亲，改朝换代以后仍是贵族，既没有反叛的理由，也没有反叛的必要。
赵匡胤开国之初颁布的圣旨，具有宪法性质，高于一般的法规与政令，比如对于文官及言事者的保护，终宋一朝，大体上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正因如此，柴进才会将宋太祖关于保护柴氏子孙的丹书铁券，称为“护持圣旨”。然而，在北宋末年，皇上昏庸，奸臣当道，纲纪不举，政治溷浊，从“逼民犯罪”到“逼民造反”，种种乱象，比比皆是，柴进家族纵有誓书铁券护身，也难以幸免。
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住高唐州。毕竟是前朝皇亲、本朝贵族，柴皇城的庄园令人艳羡。高唐州知府高廉，仗着皇上宠信、手握重权的叔伯哥哥高俅，在高唐州“无所不为”。他的小舅子殷天锡（也叫殷直阁）看上了柴家的花园水亭，居然对柴家下达最后通牒，限期三天搬迁，欲将庄园据为己有。在《水浒传》中，此可谓强制拆迁第一案。
在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意志至高无上，皇上的圣旨是最高指示，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柴家的特权，是先帝御批的，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与世袭性，柴进自然底气十足。柴皇城被殷天锡打伤，他对其家人说，我“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他对动辄动武的李逵说：“他虽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面对殷天锡的霸道蛮横，柴进更是理直气壮：“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面对高廉的严刑相逼，柴进兀自分辩：“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却不由分说，喝叫：“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柴进不仅被投入大牢，而且抄家、扣人、封园，殷天锡虽死，柴家花园终于易手（第五十二回）。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命题，高廉指斥柴进“抗拒官府”，柴进认为高廉“抗拒圣旨”。当地方强权与朝廷圣旨相遇时，是圣旨服从强权，还是强权服从圣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高唐州，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竟然不堪一击。在一个社会中，权力一旦偏离了既定轨道，朝廷意志、国家法律就异化为紫禁城里按部就班的文牍程序与公文旅行，手握权力的地方官员，对于“大似他的”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失去了基本的敬畏与尊重，往往加以权衡，各取所需。对己有用的，自然不成问题；对己无用的，则弃如敝屣。其所衡量的标准，则是官员自身的利益。且不说地方权力的产生在当时不可能通过民主机制，甚至有时亦非中央政府所授予，而成为高俅、蔡京等人私相窃取、私相授受、私相转赠的私人物品。作为社会公器的行政权力，一旦成为国家权臣的“私器”，就会成为不受监控的腐败与跋扈的“利维坦”。正因为权力的私有化，才为高廉的强权对抗先帝的圣旨提供了现实的、体制的胆量与动力。
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强权与圣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不罕见。君圣臣贤的时代比较少见，至少在君权强势、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强权往往不敢挑战圣旨。一旦君权旁落、强枝弱干，或因体制障碍，或因尾大不掉，强权才有可能凌驾于圣旨之上，当此之际，诸侯、藩镇、权臣、宦官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往往无视皇权、挟持皇权，罔顾圣旨、践踏圣旨，从而导致朝纲不振、政令不行，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政权也就到头了。
一般说来，以圣旨为符号的古代皇权，代表了一家一姓“家天下”的利益，虽然如此，皇帝作为“家国”的法人代表，要考虑家族政权的可持续发展，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类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利于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强权则不然，既然权力从本质上属于皇帝，一旦沦为私人所把持，往往表现为空前的疯狂、贪婪与残暴，从而体现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今日不为，更待何时”的紧迫感。
由此可见，失去控御的强权，在某些历史节点上，往往比皇权更短视、更贪婪、更残酷，从而对社会与民众的危害也更大。安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