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了怎样的隐患？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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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埋的雷可不少，比如土木堡之变，就跟他脱不了关系。
在大明朝，有一个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而仁宣之治一直被认为是自元末天下纷争以来，唯一一个真的让天下百姓有所恢复的盛世，因为明太祖的洪武年间、明成祖的永乐年间都仍然有不小的外战，有战争必定有消耗，既然消耗肯定就是疲民。
然而仁宣时期，大明朝廷真的开始避免了外战，转为恢复国内生产。
换而言之，仁宣之治这个盛世，就是以“休战”换来的。
而对外停战，对内恢复经济、休养生息，这本身是没有错的，汉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可明宣宗朱瞻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对北部边境的“收缩”太过迅速了，留下了蒙古开始变得强大的隐患。
宣德缩边，蒙古再度崛起。
土木堡之变，表面是明英宗朱祁镇带着大明精锐北上“送死”，但实际上，这场悲剧有两层更深的因素在其中：
一、蒙古瓦剌部的实力强大，以少对多的局面下，还迅速对大明精锐进行了围歼。
二、明朝精锐的反应能力迟钝，显然与永乐时期的战斗力相去甚远。
简而言之，就是在明英宗北伐的正统十四年，明军变弱了，蒙古军变强了，而强弱的颠倒，不是一时一刻就能扭转的，更不是明英宗听从王振的谗言就导致大明军队变弱的，更早的因素，要追溯到明英宗的父亲：明宣宗身上。
1368 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并且派遣徐达北伐元朝的都城“大都”，同年灭掉了元朝。
这看似振奋人心的华夏复兴，本质上却是元朝势力“主动退出”中原，因为是主动退出，所以绝大部分实力仍然保存，于是在洪武年间，北元政权就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朱元璋多次下令北伐蒙古，最终也没有太大的成效，只能转为“羁縻”政策。
到了明成祖时期，北方的蒙古大致分裂为了两个部分：西部蒙古“瓦剌”、东部蒙古“鞑靼”。
其中东部蒙古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传承，也叫蒙古本部，因此在明成祖时期，鞑靼的太师阿鲁台便试图一统蒙古，这不是幻想，而是几乎要成功了，只不过朱棣又怎么可能再眼睁睁看着一个“成吉思汗”崛起，加上蒙古人的反复无常，永乐北伐便开启了。
朱棣的五次北伐，将蒙古的有生力量打得破碎，这是朱棣用大明的国力换来的，这一份功绩就不亚于汉武帝北伐，但也同样衍生了汉武帝北伐后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国力空虚。
明仁宗尚未登基时，就以太子身份监国，当家才知道柴米贵，他曾多次劝谏明成祖放弃北伐，因为国家实在没钱了，百姓的赋税也越来越重，可明成祖坚持要一役竟全功，最终驾崩在归来的路上。
所以明仁宗登基后，开始了明确的“收缩政策”，他不是不怕蒙古做大，但他更怕大明基本盘崩溃，强如汉武帝都要下罪己诏，王朝的大多数轮回，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明仁宗在位时间很短，真正贯彻他的“缩边”政策的人，乃是明宣宗。
虽然在宣德三年时，明宣宗朱瞻基还亲征数百骑兵击溃扰边的蒙古侵略者，但明宣宗的边境思路很清晰，他选择放弃不分昼夜的备战政策，开始转为“巡逻制度”，所谓巡逻，就是将常驻军撤走，转为定期的巡逻制度。
这一个改变，确实缓和了大明内部的经济压力，一来减少了青壮年劳动力在战场上的伤亡，二来减少了大量的军事支出，但这种恢复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朱棣时期所实际掌控的大多数地区，如“开平卫”、“兴和所”这些卫所，就拱手让给了蒙古人，特别是“奴儿干都司”大部分管辖地区的失控，给了蒙古人恢复的基本盘。
这，就是“宣德缩边”。
缩边无可厚非，但朱瞻基的退后政策没有过渡，以至于造成蒙古瓦剌迅速崛起，瓦剌崛起的重要人物“脱欢”，就是明宣宗眼睁睁放过的，而脱欢看出了明宣宗的“缩边思路”，因此在表面做出了十分恭顺大明的样子，在私底下派遣使臣住在大明疆域内，时刻观察着大明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脱欢和他的儿子、后来策划土木堡之变的也先时常派出大量使者进入明朝“觐见”皇帝，而觐见本身是有“报酬”的，大明王朝为了彰显自己的“宗主地位”，会给予丰厚的赏赐给使臣们带回蒙古。
其实大明朝廷又何曾不知道蒙古人是以“使者”的名义来占朝廷的便宜，但为了这种和平的局面，只能放任之，而后来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北伐，正是因为蒙古使者贪得无厌，欺骗朝廷造成了明英宗的愤怒，所以在土木堡之变这件事上，明英宗和明宣宗的责任可以对半分。
瓦剌在变强，大明因为缩边从而放弃了北部的防守、练兵，这就是大明和蒙古实力此消彼长的根本原因，要不然大明的精锐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蒙古人的包围而全灭，如果按照明成祖时期的军队实力，即便是蒙古人占据多数，都不可能如此顺利且迅速全歼大明军队。
因此土木堡之变的背后，不应该只看朱祁镇的指挥失误，更要考虑大明军队迅速溃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北部的收缩，朱瞻基的缩边还体现在了南方的“安南”方面。
永乐时期，朝廷花费了大力气拿下了安南，建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可到了明宣宗时期，安南只是稍微反抗，明宣宗却无心管理安南，竟让安南真的独立了，于是交趾布政使司也废除，大明正式失去了对安南的掌控权。
明宣宗的南北收缩战略，是大明灭亡的隐患。
加重司礼监权柄，埋下宦官误国的隐患。
大明自立国起，皇帝朱元璋便对大臣表现出了一种天生的敌对性，而废除丞相就是最好的体现，而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又开始重用“太监”来辅助内政，但朱元璋心里也明白，大臣不安好心，太监更是诡计多端，因此朱元璋在位时期，太监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太大的权力。
真正提高太监的权力，甚至让太监参政的，就是朱棣、朱瞻基这对爷孙。
朱棣是造反起家，因此对宦官也有与众不同的信任，在朱棣时期，朱棣放开了对太监的限制、监管，开始让太监读书，在太监的内部形成了类似于“科举”的培养制度，而到了朱瞻基登基后，他正式设立“内书堂”，让太监也像朝廷的文人一样，学习并且投身政治。
为了完善大明的政治制度，朱瞻基一改朱元璋近乎“工作狂”的独揽六部政策，彻底设立内阁，建立“票拟”制度，让内阁阁臣行使等同于丞相的权力。
可朱瞻基也不是彻底放权，他还让司礼监的太监参与进议政的工作中，而司礼监位高权重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就是明宣宗催生出来的。
所谓秉笔和掌印，就是负责将内阁阁臣的“上书”审核并且盖印通过，说白了，在明宣宗的设置中，内阁和司礼监就完全分工了丞相和部分皇帝的工作，这让太监的地位变得很高，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也有了“内相”之称。
而太监的权柄变大，这就是大明的祸根，土木堡之变，就是太监王振诱导朱祁镇发动的，这是第一大祸，此后的宦官专权、蒙蔽皇帝之事不绝如缕，比如明武宗就是被太监刘瑾“带废”的，至于后来的魏忠贤和朝臣党争就不用说了，大明的衰落，始终伴随着宦官的崛起。
其实在明朝以前，被宦官误国的事情并不是没有，东汉的绝大部分时期，就是被太监“绑架”，而强如大唐，后来也避免不了太监骑到皇帝的头上，所以前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朱元璋对宦官的忌惮也来自于历史，所以朱元璋宁愿自己累点、都不给太监过重的权柄，但朱瞻基为了解放皇权的空间，还是加强了太监的权力。
王振也是朱瞻基安排给朱祁镇的伴读太监，朱瞻基对太监天然的好感，让他赌上了国运，之所以朱祁镇后来那么听从王振的话，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因为王振乃是朱瞻基给他安排的发小，这里面颇有几分“父命难为”的意味。
如果说光是利用宦官制衡权力，这个做法无可厚非，但若过分给予宦官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力，那么这就是在埋雷，后来的嘉靖、万历懒政，就是因为朱瞻基设立的这套“政治机制”给了他们懒政的机会，所以很多悲剧的源头，就在朱瞻基身上。
以厚禄“圈养”宗室，人养废了，钱也花了。
朱元璋立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他新定义的“家天下”概念，那就是以天下之民供养他的朱家子孙，他将儿子们分封到各地担任藩王，这些子孙有守卫大明的职责，也同样有享受百姓供养的特权，说白了，这就是明代的分封制。
可分封制的弊端在朱元璋驾崩后就立即提现出来了，朱棣本就是藩王，还是坐镇北京的强藩，而朱允炆深知藩王的危害，于是开始削藩，这引起了朱棣的反抗，最终发动靖难之役。
在朱棣造反成功后，朱棣没有忘掉削藩的重任，于是开始对藩王们施加“枷锁”，但不管朱棣怎么削藩，藩王们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实力，虽然不足以和朝廷对抗，却又能够自立自足，这是理性的削藩。
可等到朱瞻基登基后，他先解决了自己的二叔朱高煦，对于藩王有着天然的仇视，于是他决定进行“圈养政策”，将藩王们的自主权力分割到最小，与此同时又给予他们足够的财富奢侈生活，在朱瞻基的心里，这是最好的方法。
但朱瞻基没想到的是，这些被圈养的藩王们因为无法主张任何政治意见，最终变成了只会吸大明血的“吉祥物”，到了明朝末年，朝廷要给宗室的“生活费”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整个大明的宗室也高达数十万人，而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力，对国家也做不了什么贡献，后来一个个都被大清的骑兵追着屠杀。
严格来说，削藩无可厚非，但操之过急不行，矫枉过正也不可取，朱瞻基没犯朱允炆的错误，却也走了自己“独特”的弯路，他的藩王政策对于大明的基本盘而言才是最致命的，而历朝历代对宗室的“补贴”也没有像大明一样夸张的，朱元璋和朱瞻基的“组合政策”，加剧了大明的慢性死亡。
其实站在客观的政治角度来说，朱瞻基是一位干实事的皇帝，他最起码没有懒政，也善于去处理政治，但朱瞻基最大的缺点在于凡事都心急，没有一个“演变”、“过渡”的耐心。
譬如缩边政策，他将大明防线的迅速调整，只会让人以为大明实力变弱了，原本臣服于大明的藩国便会蠢蠢欲动，这一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他更应该有耐心地慢慢收缩，或者不收缩，只是进行人事上的调整。
所以缔造了“仁宣之治”的朱瞻基应该值得夸赞，对于他的弊端也需要正视，毕竟大明后来的毁灭，探究其种种根源，似乎都跟朱瞻基离不开关系，朱瞻基创造了好的环境，却没有留下好的后手，更没有留下好的继承者，最终让大明的未来变得一塌糊涂。
而且朱瞻基在位的时间太短了，他个人是三十多岁便驾崩了，或许他的很多政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长寿”之下，他想着缓慢去调整，谁曾想他竟如此短寿，以至于很多行为草草结束，留下了不好看的结尾。
只不过寿命短暂，也不是朱瞻基所能控制的，这也许是他所埋下最无奈的“雷”了吧。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2】、来自网友【古代战争纪实】的最佳回答：
土木堡之变，实际就是朱瞻基一手导致的。
朱祁镇和王振属实是给朱瞻基背了个大黑锅。
土木堡之战的本质，其实与鸦片战争没什么区别，就是为了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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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土木堡，就必须先介绍瓦剌。
很多人被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误导了，以为瓦剌就是一个草原部落，与鞑靼，兀良哈三卫差不多，草原当时分裂的不行，而明朝的天军，是爆冷门被瓦剌击败的。究其原因自然是王振铁脑壳，朱祁镇大明战神，昏君走狗一对乱指挥导致的。
我不觉得当年明月是故意这样写的，但是他写的时候终究不够严谨，导致瓦剌被写的“很弱”，明军似乎是被乱指挥坑了。
但是瓦剌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事，我们要回到朱棣的时代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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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五次远征，都是在打鞑靼，也就是北元残余势力。
而瓦剌是“林中人”后代，自认为是蒙古人，但是本身没有黄金家族血脉，一开始处于弱势，但是随着朱棣把鞑靼打残了以后，瓦剌逐步控制了草原。
这场布局，瓦剌历经了三代人。
瓦剌首先与黄金家族联姻，获得了黄金家族血脉，在道义上得到了正统。瓦剌驸马爷脱脱不花就是黄金家族的人。
其次，瓦剌通过和亲，武力，贸易，逐步控制兼并了周围的所有游牧部落。
在此之上，瓦剌开始反复冲击已经归降明朝的兀良哈三卫（也就是兀良哈部落，明朝在此设置了三个卫所，其中就包含明朝初期最强骑兵的朵颜卫），最后将其降服。
瓦剌在土木堡之前控制的实际领地范围已经超越了成吉思汗远征前的范围，是不折不扣的草原霸主加游牧帝国，鞑靼当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其三，瓦剌靠着庞大的疆域，绕过了明朝的贸易封锁，在中东购买了大批金属，武装了自己的重骑兵，巅峰瓦剌全甲重骑五万，人均三马，战马十五万匹，来去如风，号令严明，而且有意识的遵循了成吉思汗旧制度和装备风格，只加配了新式武器和板甲部件这些新科技。
正统年间，巅峰瓦剌所过之地，犹如成吉思汗的英灵军归来一般，周围部落视其如天国，无不顶礼膜拜。
在当时，高丽全国和女真五千万部众都已经臣服了瓦剌，不尊明朝为宗主。
当时的明朝，面对的不是一个草原破碎的部落，而是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
而同时，明朝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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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之变，始于明成祖朱棣。
朱元璋在北方设置了三重防线
第一重是兀良哈三卫，由蒙古军队掌握，一方面让他们在最外层表忠心，一方面如果他们背叛，也有后手。他们就是明朝最外围的战犬。
第二重是藩王们，明朝诸多皇子在二层作为屏障，为皇帝抵挡敌人，随时准备支援兀良哈三卫。明朝藩王很多军队都是蒙汉和亲，甚至有的藩王妻子都是蒙古人，就是保证藩王和兀良哈绝对的一心。当北方群狼再起，撕碎大明的猎犬的时候，真龙后裔们就要举起战旗，用自己的生命为天子压制群狼了。
第三重是三大重镇，辽东大同宣府三城，与中间星罗棋布的小城遥相呼应 ，共进共退，在藩王们都被击溃后，这三城就会作为最后屏障迎接溃军，死守城池，等待真龙天子自南京而来的大军奔赴前线最终决战。
但是朱棣靖难后，惧怕北境诸王学他再起兵，因此裁撤了北境诸王，又大增北方城防，放弃部分小城。
这一举动等于是把防线内缩，打断了大同和宣府之间的联系，又把兀良哈三卫扔在了外面成了孤城。
朱元璋设计的三屏障，到朱棣时期，第一重孤立无援，第二重不复存在，第三重链接中断，而且整体防线拉长，出征补给变得困难，诸城无法再横纵联合。
之后，朱瞻基因为忙着与朱高煦内战，又再次缩进北方城防，致使北方城防空虚，兀良哈被远远的抛在了外面。
朱祁镇接手的时候，瓦剌已经做大，北境空虚无比。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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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时期，明朝卫所兵开始迅速腐败
到了正统年间（朱祁镇），卫所兵已经彻底破产了。
卫所兵就是军屯，士兵入军籍，七成耕地，三城训练，就是自己种地自己养活自己自负盈亏。
朱元璋曾经说，他养军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正统年间
全都跑啦！
宁为流寇，不做卫所兵！
全国逃亡士兵达到六十万！
为啥啊？
因为土地兼并。
朱棣这位自幼打仗，以将领和皇族叛军出身的皇帝还很注意卫所兵的福利待遇，毕竟大兵是他的基本盘。
但是朱高炽和朱瞻基可是生来就是贵族，他们俩可不管那些个苦大兵的死活。朱瞻基一朝，忙着内政，城防。卫所兵们被忽略了，根本没人管他们。
在这段时间，这些大兵的社会地位迅速的降低了。
军户地位太低，就导致，文官可以抢走他们的土地，武官可以克扣他们的粮饷，藩王可以强占他们的屯田，就连商人和太监都能骑在军户头上拉屎。
那点朱元璋给他们的田地早被这群人瓜分完了。
然后军户还要定期交税，还要负责军事任务，出去打仗还要自己带盘缠。
两千户的卫所，一年竟然饿死三百多人，这事太大瞒不住，传到京城，把兵部下巴都惊掉了。
收入没有，徭役繁重，地位地下，父子相传
干 NMB 赶紧润
就算法律规定，军户逃跑，以逃兵罪算，抓住死刑，儿子做太监，妻女充公。
那有锤子用，我都快饿死了管你那个？
结果基本到了正统年，卫所兵十不存一，而且全是润不动的老弱病残。
这还不算，各级官吏连武器盔甲也不放过。
明朝的盔甲，官方要求，一件原料三十七斤半，加工完成二十斤有余。
但是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前，明军盔甲多半只有七八斤重，大量的铁不翼而飞，缺失的都用皮革布片填充，士兵穿的活像一群罗马角斗士。
对了，角斗士就这样
然后他们对手瓦剌是这种装备，而且已经装备了先进的火器。
明军这样粗制滥造的破“铠甲”，别说是箭矢，就连飞石都挡不住，简直是笑话。
武器方面，京城三大营一年间出现故障的武器就有三万多，最后朱祁镇震怒，工部加紧赶制了一批新的，可这是三大营，那其他地区的地方军装备要烂到什么程度呢？
最后，冻死事件时有发生。巡抚在正统二年到大同附近巡查，发现大量的士兵居然衣不遮体。地方太监监军彻查后发现军队缺少鞋袜帽子衣服四万多件。
这玩意叫军队？丐帮都比他能打，这整个就是一群叫花子，这就是朱瞻基给朱祁镇留下的家底子。朱祁镇就是带着十五万这样的军队，去跟瓦剌大决战的。
不久后，土木堡之变就发生了，瓦剌二万军队把明朝十五万大军像杀鸡一样杀光了，原因还用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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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祁镇自幼居于深宫，加上年纪小，其实际执政能力确实堪忧，他做了很多蠢事。
第一件：无视了兀良哈三卫的求援
瓦剌在彻底掌控了的各个部落后，就开始反复冲击明朝猎犬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独自镇压了十余年后，开始向朱祁镇多次请求援助，但是朱祁镇置之不理。不过这里要说，当时朱祁镇是个小孩子，所以到底是“三杨”和王振决定置之不理，还是朱祁镇自己决定的很难说。
但是最终结局就是，兀良哈最后接受了瓦剌的和亲请求，算是对瓦剌举白旗投降了，明朝北方再无屏障。
第二件：忽略了实际数目和报表的区别。
朱祁镇要求军队在十天内集结，史书说他仓促出行，其实这件事不对，因为京师三大营十天集结不算仓促，京师三大营理论上应该随时待命。
而且朱祁镇亲征也没问题，朱元璋给明朝设置的制度决定了，只有皇帝本人有全军的军权，明朝大军要倾巢出动，必须皇帝亲征。朱棣亲征过，朱瞻基亲征过，朱祁镇去是没毛病的。
但是因为武器盔甲亏空甚多，士兵人数残缺不全，无法遵循旧制度快速集结。
但是朱祁镇不管那个，恐怕也没有臣子敢跟他说他的部队是一具空壳，他是去送死的。
第三件：对于基层官员管理太差。
为什么朱祁镇去了土木堡？
因为土木堡附近还有几个遥相呼应的堡垒，比如怀来城，朱祁镇的选择本质上没有错。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早在他的军队前方败亡之际，周围几个堡垒的守将已经望风而逃，导致土木堡是一座孤城。他以为的援军并不存在。
这是严重的信息沟通失误，也能看出朱祁镇对于基层将士的掌控程度之低。
他被部下给卖了，这么说就懂了吧。
皇帝竟然在战场，被部下卖了，这事比小说还离谱。
以上的一切原因，加在一起，最后促成了土木堡之变这场震撼古今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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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说土木堡之变本质上与鸦片战争一样呢？
土木堡之变的实际爆点，就是王振压低马价。
“马市”
这个东西，是明朝与北方诸部落通商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购买战马。
最初明朝缺马，因此大批购买战马。
但是到了正统时期，明朝已经不缺马了，每年的马匹贸易成了纯粹的“赔钱货”。
而瓦剌很大的一部分经济收入，就来源于马市。
明朝的官银，就这样被大批的无用战马换取，并且一年比一年多。最后已经变成了瓦剌逼着明朝强买强卖了。
明朝成为了事实上的弱势方，被瓦剌逼着买一堆无用的战马回来屯着，拿去交易的却是瓦剌急需要的白银黄金丝绸茶叶这些硬通货。
这才有了王振压低马价，因为这生意对明朝来说太亏了，明朝有点扛不住了。
而瓦剌则以此为理由，与明朝开战。
可以想到，瓦剌一开始只是想通过战争逼迫明朝继续开展马市的，土木堡一开始就是贸易战。
结果因为明军太弱，最后打成了北京保卫战，也算是荒唐又滑稽。
而这一切的一切，太监专权，士兵逃亡，经济崩溃，瓦剌做大。这全都是朱瞻基一朝给朱祁镇留下的烂事。
大明劫，实出于宣德一朝
